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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鲸鱼护航小鱼破浪变强 (Lianhe Zaobao Premium)

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回顾1990年代，时任国家科技局主席杨烈国走访全球各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寻找最优秀人才来新加坡从事生物医学研究，这个外籍“鲸鱼”带本地“孔雀鱼”的模式，多年来成功培育许多科研人才，提高了国家的竞争实力。本期实况报道访问鲸鱼教授，谈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及小鱼获得细心栽培后，逐渐成大鱼，发光发热的心路历程。

本地知名病毒学家王林发教授想要壮大实验室团队，曾准备招聘两位在美国的博士来新加坡。可惜的是，其中一人最后没能来，因为他的配偶是北京人，想要选择更熟悉的地方，最终加入了也在大力延揽国际顶尖人才的北京清华大学。

接受访问谈自己作为一条科研“鲸鱼”如何吸引人才的当天，刚好新加坡作出重要的招揽人才宣布。明年1月推出的顶级专才准证，允许申请者配偶在本地工作。

王林发有感而发，认为要吸引顶尖科研人才来新，除了提供支援环境、完整的配套，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也非常重要。

2012年从澳大利亚来新时已52岁，移居本地得到妻子的大力支持，这位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传染病重点研究项目教授当时已处于职业生涯下半期，原以为数年后可从前线退下，不料席卷全球的冠病疫情，让他变得异常忙碌，也取得比想象中更好的成就。

“这两年半是我发挥得最好的时间，如果我还在其他国家，不会像在新加坡这样成功。”

在很多“鲸鱼”的眼里，新加坡这个科研的港口虽然小，却是东西方思想潮流的交汇之处，各路人才在此相聚，就像入海口的三角洲那样，丰沛的养分让咸水里的深海鱼和河口的小鱼都得以壮大成长。

政府在1990年代决定大力发展生物医学后，多年来吸引不少顶尖“鲸鱼”携家带眷来新，这些业界翘楚除了贡献所长，也协助培育不少“孔雀鱼”，成为本地科研界的中坚分子。

这种师父带徒弟的培养人才模式，已证明效果显著，李显龙总理在2022年国庆群众大会上，也提及当年引进人才的目标，是希望有朝一日，孔雀鱼也会成为鲸鱼。

但这样的成功方程式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是否可持续？在1979年发现p53抑癌基因名震科学界的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荣誉高级院士大卫莱恩教授（David Lane）提醒，近年美国私营生物科技企业如Altos和研究机构Arc Institute都加入抢人行列，提供诱人长期合约和大笔经费，因此要和他人一较高下，允许本地科研人才尝试新事物非常重要。

8月刚从哈莉玛总统手中接过荣誉公民奖的大卫莱恩透露，杨烈国当年招揽他来新时，形容他是小池塘里的大鱼，多年后许多在他手下受训者，已成小鲸鱼。

这名癌症研究权威强调，从事科研工作需要耐心、有支援环境，一旦有成果，科研人才也须走出新加坡，向世界展现成就，建立国际知名度。

“你需要耐心，在新加坡有时很难，但事实是，建立国际名声需要时间。”
 

贝烈炜：让鲸鱼带领孔雀鱼 是培养人才方法之一

国大杨潞龄医学院生化学系杰出教授贝烈炜（Barry Halliwell）1998年来新，为这片土地贡献了近四分之一世纪，除协助打造生物医学生态系统，也是多名研究员的良师益友。

作为国际知名生物化学家，贝烈炜教授认为，让鲸鱼带领孔雀鱼，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他乐见通过导师制，让许多在青壮年时期加入本地科研界的国内外人才，能够自由地追求新颖想法、茁壮成长，再逐步接下领导职位。

贝烈炜目前担任国大高级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办公室高级顾问（学术任命与卓越研究），他点名数名得意门生，包括专研老龄化的耶鲁—国大学院副教授格鲁伯（Jan Gruber）、国大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系讲师吕英杰博士，及在他旗下实验室主导麦角硫因（ergothioneine）研究项目的国大杨潞龄医学院生化学系高级研究员谢机文博士。

尽管生物医学领域近年蓬勃发展，但贝烈炜点出一大隐忧：本地人口少和出生率下滑。换言之，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填补所需。可行解决方案除自行培育人才，让他们取得国内外实验室研究经验外，也可借助外籍人才壮大本地科研团队，当中有些人也入籍成为公民或永久居民。

“重点是要吸引高素质的博士后和博士生，留下来的人会加强人才库，另谋高就者则是新加坡高素质研究培训的代言人。”
 

物理学诺奖得主也来效力

2019年4月到国大任教的科思厗厓教授（Konstantin Novoselov），是名副其实的鲸鱼，这位物理学家因发现石墨烯（graphene）材料，获颁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是首位加入本地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

科思厗厓获奖时只有36岁，是1971年至今最年轻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石墨烯更是因其独特的力学、电学、光学与化学性能优势，被冠为21世纪材料之王，以及世纪最伟大发现。

科思厗厓目前担任国大功能智能材料研究院院长，带领超过100名的博士后、博士生及学生，专研功能智能材料。他受访时指功能智能材料研究院成立不到一年，要说现阶段已出了哪些大名鼎鼎的研究员尚言之过早，但赞赏国大人才济济。

他指研究院有来自数学、计算机科学、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等专业背景的人才，大家充满热情，国大也提供良好的环境、一流的设备和资金，整个科研氛围活力十足。

询及打造本地科研队伍所面对挑战，科思厗厓直指新加坡过去20年在科学和创新的表现，比许多国家亮眼，尽管国家小有它的局限，但本地已成功创建科研生态系统，尤其是博士生有很多海内外的学习机会。

“挑战是我们必须让科学和工程，对年轻人有吸引力。近年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量子技术的进展，肯定会有所帮助，它为我们的学生创造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科学形象，但我们还需要更多。”
 

王林发：病毒不认边界

病毒学家王林发教授是2021年总统科学奖得主，他形容从事科研工作是一条漫长、曲折之路，失败率也高，要取得成功，有三大因素——智慧、勤奋和把握住机会；换言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这名鲸鱼教授带领实验室25人团队，持续进行可对抗冠状亚属性病毒的广谱疫苗研发项目，获得科研界、国际组织和投资商三方的认可和兴趣，个人也拥有超过10项以上的专利。

针对要如何在传染病领域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王林发鼓励年轻的科研人才眼光放远，关注周边的国家，让新加坡成为科研区域中心，他笑称：“病毒并不认得边界。”
 

个案① 起步公司走出校园实验室

顶尖国际人才对全球多元市场运作的洞悉、自科研初期就重视技术商业化的转型、以及完善的上下游生物医药产业生态链，这三大条件比政府单纯提供研究经费，更能协助本地起步公司走出校园实验室，茁壮成为牵头国际企业。

受益于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孵化计划的本地生物科技公司觅瑞（MiRXES），在2014年把科研技术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实验室带入起步公司，至今已筹得1.3亿美元注资，是本地融资最多的癌症检测公司。

它所研发的血液小分子核糖核酸（microRNA）检测技术，能准确检测早期高风险癌症如胃癌等，而目前进入临床阶段的“一滴血测九种癌症”的多癌种早期检测解决方案，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初步成果。觅瑞在冠病疫情期间成功生产的冠病PCR检测套件，已在超过45个国家使用。

联合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周砺寒博士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分享公司如何在政府的支持下，从国大实验室的“池塘小鱼”，蜕变为“大鱼”的历程。

觅瑞的科研源自国大杨潞龄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副教授朱兴奋领导的实验室，周砺寒及觅瑞的联合创办人之一邹瑞阳是博士研究生。朱兴奋是1993年由政府从美国哈佛大学引进本地的首批顶尖生物科技学家之一，多年来致力于指导孔雀鱼。他去年获颁我国最高荣誉的总统科技奖。

周砺寒说，顶尖外来人才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通过个人经验为本地科研人才制造养分，更重要的是，他们丰富的海外经验和广泛的联系网络，能助力本地建立起完善生物医药生态系统。

“小鱼要生存，就得成为大鱼游出去，而要长成什么样的大鱼、要游到哪个大洋，就必须定下正确方向，才不会绕远路或设计出少人问津的科研技术。”

以觅瑞来说，创业前的四年在新科研的孵化计划下，获得系统性支持及栽培。新科研每次拨放研究经费前，都会设定明确“市场”目标。

“第一年它要求我们须获得三家国际药剂公司的技术认可。第二年要求取得可开展临床试验认可，从初期阶段，就一步步地确保科研技术符合商业化转型需求。”

今年39岁的周砺寒，1998年在中国苏州初中毕业后，通过新加坡教育部到中国招生的计划到圣公会中学求学，是国大生命科学系第二届学生，今年入籍新加坡，是本地生物科技的年轻大鱼。

近年来，不少国际生物科技企业落户新加坡，竞相争夺“鲸鱼和孔雀鱼”，该产业面对僧多粥少的挑战。觅瑞原本打算今年把本地员工队伍壮大至260人，至今还缺40人。

不过他指出，工资不是留不留得住人才的唯一因素。

“秉持共同信念、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往往是吸引这些科研人才从大企业跳槽到觅瑞的主要因素。我们的舞台虽小，但成长空间很大。”
 

个案② 建立合作关系与导师制同等重要

2003年伍芳葆刚加入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恰逢沙斯暴发，研究院当时召开高层科研会议商量对策，时任院长刘德斌教授（Edison Liu）要她出席。

会上，刘教授请其他科研人员应与资历虽浅的伍芳葆交流讨论，因为她对冠状病毒的知识是其他人没有的。

短短简介，奠定伍芳葆钻研知识的志向，也是她跟随导师刘德斌多个收获之一。

刘教授是国际顶尖癌症学家，2001年应杨烈国之邀，移居我国10年，协助设立新加坡基因组研究院。研究院现任院长黄学晖教授和伍芳葆都是“鲸鱼”级刘教授当年指导过的“小鱼”。伍芳葆教授现为新科研传染病实验室院长。

伍芳葆说，汲取鲸鱼所长来培养小鱼是孕育本地人才的管道之一，它使新加坡能在生物医学领域长足迈前，建立极富吸引力的生态系统，受国际认同。

当年刘教授对学生倾囊相授，不断挑战学生的舒适圈和极限，鼓励学生不轻言放弃。她得益于此，也希望现在年轻科研人员能秉持信念，锲而不舍，把握政府不断提供的优质研究和创新基础设施，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对我国以至区域经济和社会的积极影响。

导师固然重要，但伍教授强调，建立强大合作伙伴关系也同等重要。

冠病疫情期间，她带领及整合实验室与国家传染病中心等各方研究，共同应对疫情，包括开发更准确的检测和疫苗技术。

这次跨界合作不仅让许多年轻医生、公共卫生专家、研究工程师和生物医学家更重视多元科学，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生物医学的国际地位。这段期间，我国发表超过250份疫情相关研究报告，一些还刊登在权威科学期刊。

“我们必须不断挑战科学和工程的极限，才能继续激励下一代。我希望通过我们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方面的努力，能让这个领域的成就持续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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